Anya Schiffrin’s interest in journalism was sparked by her history thesis on the New York City newspaper PM.
安雅·希夫林(Anya Schiffrin)对新闻业的兴趣源于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历史论文

古往今来的揭发丑闻

一本调查报告选集显示了新闻揭露不公正的力量。

凯特琳·贝斯特13年著 | 2015年12月1日

安特卫普,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航运公司Elder Dempster的年轻雇员埃德蒙·德尼·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站在码头上,监督从刚果来的船只卸货。一艘船载着一船象牙,另一艘船满载着利润丰厚的橡胶商品,特别是对莫雷尔的雇主来说,它垄断了运往殖民地的航运。然而,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莫雷尔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当抵达安特卫普的船只装满了贵重货物时,驶回刚果的船只却装满了士兵和枪支。

在数千英里之外,莫雷尔瞥见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残酷的强迫劳动制度。很快,他辞去了工作,致力于揭露以利润为名发生的暴行。

莫雷尔对刚果无畏的报道是《全球揭发丑闻》一书的起点,该书是由安雅·希夫林(Anya Schiffrin)于1984年编辑的一部大胆、富有洞察力、充满激情的调查报道选集。这本合集中的许多作家冒着生命危险和名誉危险,揭露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腐败、虐待劳工和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些熟悉的故事,比如刘志怡秘密揭露富士康工厂的生活,或者1999年《国家问询报》关于萨尔瓦多血汗工厂生产凯西·李·吉福德服装的报道。其他的,比如关于巴西铁路建设中企业渎职行为的报道,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新鲜的。一些报道,比如一篇关于缠足的报道,从调查性新闻转向了政治宣传。这本书的所有作品的统一之处在于,每个记者都意识到——就像莫雷尔在安特卫普码头揭露的那样——不公正在发生,而且他们有能力向世界展示这一点。

除了对新闻业本身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研究外,《全球丑闻揭露》还巧妙地说明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如何相互延续的。全球对秘鲁橡胶、西非石油或印尼运动鞋的渴求让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富裕起来,后来又让腐败的地方官员富裕起来,而工人们则遭受贫困、虐待和流离失所。在尼日利亚,因石油权利冲突而加剧的种族紧张局势爆发为冲突,而在赤道几内亚,一位总统利用国家的石油财富积累了个人财富。从阿根廷到南非的政治谋杀使这些不平等的受益者继续从中受益。一直以来,记者们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有时甚至失去生命——努力揭露这些问题。

Schiffrin说,她的书的知识起源源于她在校园的日子。威博体育的学术氛围是“解放的,因为在这里,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学术追求,”她说。这是第一次,“我所要做的就是读和写。”比尔·兰克福德教授[1977-83年英语]和盖尔·凯利教授[1960-2000年人类]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理查德·福克斯教授[1981-90年历史]敦促她在纽约一家短命的左倾报纸《PM》上写论文。Schiffrin研究了报纸的商业模式和后来的历史记录,这段经历激发了她对新闻业的兴趣。里德“真的完全塑造了我”,并为我在媒体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从威博体育毕业后,希夫林在《国家报》实习,然后在多家报纸担任商业记者,住在伦敦、伊斯坦布尔、阿姆斯特丹和河内。她最终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她教授并指导国际媒体宣传与传播项目。

《全球揭发丑闻》的许多报道最初发表在不知名的报纸或杂志上,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小型媒体的激增——现代读者将其与互联网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说到前数字时代,她说,“我们总是想象巨大的媒体大厦会持续下去,但实际上,它更像今天。有数百万的创业公司……数百万热情的人说,‘这是一种暴行,我要做一份时事通讯。’”

书中提到的一份出版物是一份殖民时期的革命传单,来自孟加拉沿海地区,名为Biplabi(孟加拉语的“叛军”),用蔬菜车走私到加尔各答。许多是自己出版的通讯。Schiffrin在为这本书做研究时,将她遇到的昙花一现的媒体初创公司与今天的博客进行了比较:“很多有趣的、随机的故事、滑稽的公告,以及没有真正来源的东西。”

也许这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同样的故事是如何在几十年和大洲之间反复出现的,希夫林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和并列强调了这一模式。一篇1895年关于缠足的文章先于2012年关于利比里亚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文章。1906年的一篇文章揭露了<s:1> o tom<s:1>和Príncipe巧克力种植园的奴隶制,2008年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西非巧克力是由未成年工人生产的冲突资源。

在出版商的敦促下,希夫林把《全球揭发丑闻》变成了一本选集,每篇文章都是由记者、学者或活动家介绍的。介绍有助于将作品置于背景中,而背景通常是黯淡的。在某些情况下,记者被驱逐甚至被谋杀。在其他国家,报告几乎没有影响。尼日利亚记者Ken saro - wiwa曾于1995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军政府处以绞刑,他说:“有人在听吗?”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今,希夫林说,“衡量影响真的很时髦……有更多的慈善家资助记者,捐助者希望看到影响。”然而,在她看来,新闻的影响是无法量化的,有时需要几十年才能感受到。优秀的调查性报道不是推动变革的直接力量,而是可以重塑“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就像安特卫普的E.D.莫雷尔一样,报道新闻往往涉及到看到别人选择忽视的故事,并有勇气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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